阿立手札 （胡均立著） 「阿立手札」是我年輕時當《清華雙週刊》主編的 小品文副標題，在這裡再度借用。 2007b 2007a 2006 2005 2004 2003 2002 2001 1996-2000

 

交清兩大的優質品牌競爭 (2004/10, 11)

最近新竹交大與清大計畫將於五年內合併的新聞，占據了台灣、香港及大陸媒體文教版面相當顯著的位置。 我是清大校友，現在於交大專任，之前曾回清大兼任，於是台灣經濟學界的朋友們，最近一見面總喜歡拿這位指標性人物開問。 有些師長想當然爾地假設：敝人必定是位主張兩校合併的「統派人士」。

老實說，之前我總猜測這件事不太可能是均衡結果，所以也沒很認真想過。 被超過一打人問過之後，很認真地搜尋了新竹兩校BBS版面上的討論、媒體的相關報導與評論，也私下詢問了一些同時擁有此兩品牌混血校友的意見。 最後，還是決定從自己有幸為交大人老師之現實身分，思考兩校合併這件事的影響。

我並非只是一個單純在交大台北校區待著的窮苦學究： 曾經在新竹度過燦爛四年歲月的我，會上網聽梅竹賽的現場直播，上兩校BBS站瀏覽在校生的討論，還經常跑回去新竹交大及清大開課。 偶而在社會上拋頭露面時，我可以跟清大校友聊清大的事，也可以跟交大校友聊交大的事。清大是我前半生的成長園地，交大則是我後半生的發展園區。

除了表面上的多數科系重疊外，新竹交大其實跟清大具有迥異的企業文化： 交大校友比較團結、強調組織紀律、高比例留台服務、與本土社會結合、積極爭取競賽排名、具有企業家精神、做事有效率、重視實際效果、願意巨額捐款給母校... 由於交大校友在交大發展上的積極參與及主導，傳媒及網路上交大校友對合併案的反彈，也就格外激烈。

用經濟學的話語說：兩校各自有它的優質品牌，各自吸引一批供應鏈夥伴及消費者。 許多學生及校友是因為認同交大的優質品牌，才進入交大來就讀。今年到北京宣讀論文時， 西安交大的經濟學家很光榮地告訴我：「我們都是交大人！」 品牌可能反映了實質上的產品差異化，更會反饋回來加強主觀上的產品差異化。 一旦品牌認同鞏固了，消滅品牌可能會流失大量的供應鏈夥伴及消費者。 同理，清大亦有其品牌認同，一旦清大的品牌認同消失，就必須重新建立其供應鏈夥伴及消費者。

事業體結合，或許可以達到經濟規模，卻也具有反競爭效果：兩校或許可以藉由合併達到經濟規模，而增進生產效率。 合併卻也消滅了品牌競爭，反饋回來將降低生產效率，乃至於產品品質。 交大與清大都是好品牌，消滅其中任何一個品牌，甚至一次消滅這兩個品牌，都會大大削弱台灣教育市場的競爭程度。 即使就相同學門而言，交大與清大原本提供了具有產品差異化的研究、教育、與服務。 合併結果，卻將消除一整個或兩整個系統的差異化產品菜單，消費者的多樣性選擇將大幅縮減。

固然兩校合併，敝人可以順理成章成為母校的專任教師，了卻一樁平生遺憾。 然而，若兩校不合併，能與母校專任師長進行研究、教學、及服務上的公平競爭，個人反而更有機會證明清大校友的優異。 公平競爭，始終是提高經濟效率的不二法門。 我不想學生的母校品牌被消滅，也不願自己的母校品牌被消滅。 個人努力提升交大的品牌信譽，正好可以提升清大校友的品牌信譽。

交清兩大的優質品牌競爭，對個人、對校友、對台灣、對世界，的確是大幅提升社會剩餘的良性競爭。 與其政府補貼未必有效率的結合，何不投資有效率的公平競爭？

 

美麗的母語 (2004/10)

一個處處塞車的台北市週五傍晚，我提早回家開車送小孩去補英文 (只有回程有交通車可坐)。 由於幫難得北上的李揚兄送論文紙本到東吳城區部，又從天母搭公車回台北車站附近。 車行速度很慢，這名載過我幾次的公車司機仍有些煩躁。一如以往，他又緊跟在機車及小客車後面， 一再有些故意地急促煞車並猛按喇叭。

經過了五十多分鐘，台北車站矗立眼前。沒有乘客先按鈴表示要下車，公車司機也沒有靠站的意思， 還是急促地向前行駛。突然間，公車司機用台語喊了：「台北車頭，瞴人要落車嘔？」 後座一名面寬、戴粗黑框眼鏡、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突然驚醒，用十足內地腔的普通話喊了： 「有人要下車！」司機卻回了一句：「令這A人，未曉講台語豁？」

油門催得更快了。只見那名中年男子拎起衣服，邊跑邊絕望地以內地腔的台語連忙喊出：「落車！落車！」 最後公車還是在站牌前三十公尺停了下來，男子匆匆下車。我在下一站的重慶南路下了車， 平時會向公車司機說謝謝的我，今天去卻淡淡地刷了卡下車。

以前當學生的時候，學校禁止說我們自己的母語，甚至有同學以台語說不好為榮。 這種在自己的土地上，被當成異類的感覺，一直讓我對當時的威權統治集團，十分不能諒解。 曾幾何時，我們美麗的母語卻被用來當成壓制前威權的新威權工具。 甚至在一些學術會議場合，只因普通話說得太好， 有師長就想當然爾地當面指稱我必然是個「青瞑黨」。 十五秒後又很驚訝地發現，原來台灣人是很有語言天份的， 其實我的台語好到可以助講或辯論。

匆匆到巷子裡吃了一大碗麵，回台北郵局研究室列印了沒人看的論文，又穿越了中山堂廣場。 此時盲人歌手李炳輝正在走唱 --- 我們的的母語還是很美麗的，可以撫慰這片土地上各族群子民的心靈。 大家高高興興地聽著歌，在這一刻，他們都聽懂了母語所傳達的愛與包容。

 

發展是個硬道理 (2004/8)

自從1978年底的經濟改革發動以來，中國大陸人民累積了對於自己經濟實力的信心。 一些教條主義的僵化空想，也紛紛遭到徹底否定。 改革之初挑戰唯心教條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二十多年來逐漸演變成經濟掛帥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馬克思提出「下層結構決定上層結構」的經濟決定論，把生產關係 (下層結構) 視為決定意識形態及政治法律 (上層結構) 的最終因素。這樣一來，經濟變成人類社會演化的決定性部門，這當然是過分機械的、化約的、忽略交互作用的偽命題。 然而，一個全方位地搞階級鬥爭的社會，嚴重妨礙經濟發展的結果，其意識形態及政治法律部門必然也是退化的。

更何況，經濟發展原本就不只是談實質國民所得的成長，還包含糧食能源、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環境生態、人權保障、 所得分配、民主法治等問題的解決。換言之，經濟發展的目的，是在於提供資源以改善人類多元化的生活。 經濟發展的出發點是解決經濟問題，而其最終關懷卻是超越經濟的。

人類社會要解決的問題，當然不只是經濟問題。然而，經濟問題不解決，便無法提供解決其他問題的足夠資源。 發展不只是經濟部門的發展，而是人類社會多元面向的改良。 發展係將人類社會，由完全鬥爭市場，逐步轉換為完全互利市場。從這層意義看，發展不是唯一的硬道理，但的確是個硬道理。

 

百分之九十的少數 (2004/8)

在每個社會裡，總有些百分之五極左，百分之五極右的人。這些人可能是意識形態上的暴力份子， 也可能是肢體上的暴力份子，更多的是言語上的暴力份子。如果一個外來者遇到了這百分之十的極端人士， 就可能對這個社會產生強烈的偏見與反感，卻忘了： 兩個社會裡，各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正分享普世的善良與正直。

兩岸人民的交流又何嘗不是如此？如果一個台灣人剛好遇到善打官腔的老馬列、販售黑心產品的店家、 凶狠無比的車匪路霸、整日胡吹亂砍的知識青年、或是捲款潛逃的交易夥伴，他很可能認為：這是一群應該老死不相往來的惡鄰居。 如果一個大陸人遇到的台灣人，盡是些嫖客、吸血蟲、通姦者、逃犯、政客 (或以上皆是)，他很可能認為：這真是一群世界級的麻煩製造者。 然而，如果兩岸社會的多數真如這些刻板印象，那麼兩岸經濟早應該各自垮掉了，不會有今日的進步繁榮。

無論在台灣、大陸或其他地區，總會遇到一些堅持以各自「中左右統獨」立場大聲痛斥他人的華人。 然而，更大多數人的意願卻是良善的：「經濟發展，繼續交流，不要打仗。」 很遺憾地，每個社會中最引人注目的，總是那百分之五極左，百分之五極右的人。百分之九十的少數很渺小， 也經常不會被聽到。

從極左的觀點看，中間路線是反動右派。從極右的觀點看，中間路線是左傾貿進。 因此，這百分之九十的少數，從極左或極右的觀點看，都走著錯誤的路線。 百分之九十的少數，必定受到來自極左或極右勢力的兩面夾擊，除非他們甘願臣服於極左或極右的統治。

左和右有著同樣的危險，當然應該提防極右的反動、與極左的貿進。 然而，也必須清楚的將各個社會中那百分之五極左、百分之五極右，以及百分之九十信仰普世價值的多數人民，區分開來。 這百分九十的少數，卻是世界人類繼續合作發展的基石。

 

來自民工的問候 (2004/8)

十一年前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時，在上海火車站前廣場見到上萬名來城市找工作的鄉村居民。 他們帶著簡單的包袱，有的三五成群閒聊，有的則表情茫然。步行進入車站，穿過這一大群尋找利潤機會的異鄉客， 一開始的確有很高的心理壓力。事隔十一年，來到繁華的北京古城，街上人們的衣著時髦多了，我反而穿得像個樸實的民工。

人民大學的門口隨時站著武警。門口就有座行人陸橋，陸橋的兩側出入口都站著一群民工模樣的青年男子。 我每天都必須經過天橋來回會場及旅館之間。「兄弟，給個錢吧！」他們主動攔住走在我前面的落單學生。 學生沒理會他們，繞過去就是了。「媽的B！」國罵聲響起。輪到我走過去了，有兩個人又擋在天橋入口處： 「兄弟，給個錢吧！」我如法炮製繞過去，他們也沒有動手阻攔，背後響起：「媽的B！」

到了陸橋另一端，同樣的場景又重演一次。我快速走過，閃進了阿珠教授事前介紹過的餃子館， 叫了四兩水餃，內餡風味絕佳，不必沾醬油即可入口。如果我未曾受過這一套西洋經濟學分析訓練， 會不會也站在店門外跟人稱兄道弟？ 第二天，我又來回走過天橋，同一批人又再度問候令老母卡好。 第三天，賽局又重複一次。 他們似乎沒地方去，從家鄉出來後，就陷在這小小的陸橋兩側，每天進行些街坊母親問候的活動。

在任何經濟發展中，總是有些人先富起來，有些人沒撈到什麼好處，而有些人甚至會變得更窮。 窮人總會用腳投票，從窮鄉僻壤向富裕地區找尋機會，形成所謂的民工潮。 然而，即使到了富裕地區，因為缺乏教育訓練，即使他們降價以求，也可能仍然沒有市場需求。 必須改善落後地區的教育訓練，使得無論留鄉或外出，他們所提供的勞動才能成為市場所需要的生產要素。

教育不是萬能，缺乏教育卻使人在就業市場裡萬萬不能。推廣經濟學知識，正是降低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莫大功德。

 

孔子像旁K英文 (2004/7)

國際學術會議的這兩天，我整天幾乎待在會場，難得用功了一下， 拜讀世界各地同行先進剛出爐的進行中論文。 第二天一大早，自己步行越過天橋，進入人民大學校園，結果早到了約莫30分鐘。 我們這個說英文的會場冷冷清清，隔壁一個馬列思想研究的會場卻沸沸揚揚，兩排高挑、美麗、 復古風衣著的女學生，站在建築物的大門口鞠躬問安。 商學院的接待同學偷偷告訴我：「其實現在搞馬列思想的人不多了，但這是個全國會議。」

想逛逛人大校園，一個念頭閃過去，開始往外走。六月中旬的北京，一早已有些悶熱。 穿過了一排美侖美奐的歐式建築，來到了一個孔子像，上面寫著：「偉大的教育家孔子。」 中國大陸的「批孔揚秦」運動，似乎又是一場政客們刻意製造且徒勞無功的風波。 一個穿著不甚起眼的男學生，正用盡吃奶的力氣、對著孔子像朗讀英文。 當然，孔子聽不懂英文，而他的英文腔調中也帶著濃濃的鄉音。 我想到自己國中時每天背英文字典的傻勁，不也用土法煉鋼的方式投資自己的未來？

走著走著，一個宏偉的體育館矗立眼前，比台大的小巨蛋還大上一號。 旁邊有一堆穿著樸實的資深市民，賣力地從事各項運動。 學生們倒是很時髦，慢跑時還不忘打手機。這 個校園充滿了競爭力，正面迎向世界市場。 世界工廠的早晨，顯然已經開始了好一陣子。 沒人注意我，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個人是很渺小的。

繞了一大圈，往會場走回去。再次路過了孔子像，男學生依舊大聲地朗誦英文課本。 此時這片古老的大地上，有多少群眾正在努力學習各種外國語呢？ 經過了無數次的教學相長，孔子應該也學會英文了吧？這次孔子沒有否認。

 

買書記 (2004/7)

由於教科書、翻譯書、工具書等，近年在台灣主流學術界幾乎都屬於「請勿送審」類著作。 因此，多數有志於職位升等或學術獎助的台灣年輕學者，大多在力拼有I類期刊論文， 而甚少從事被主流學界痛批為「不務正業」的無I類活動。 於是，上課時我們經常被迫開出簡體字版的翻譯書，以台灣學生參考。

出發前一個月，就受到中山大學政經系吳教授當面委託。 一到飯店下榻，就四處打聽書單上的六本翻譯書。 這些書的標題，從網路到人事經濟學等都有，種類琳瑯滿目。 會議的第一天下午，英文議程告一段落，輪到五篇用中文宣讀的英文論文上場， 只剩下一些當地學者留下來。一位人民大學的史同學陪我立刻殺往學校書店找書。 既然不遠千里飛來北京，打算也給自己買一套。

我發現他跟一般的台灣學生沒什麼差異，打算畢業後到銀行工作。他們也經常上網際網路， 而網路上什麼都有。路上的學生若不開口流露各地的腔調，衣著神色等跟台灣的也沒啥差異。 更有趣的是，由於空氣品質不佳，北京的天空跟台北的一樣，整天都是灰濛濛的。

到了學校書店，店員已經準備好兩堆書籍。我付了錢，又匆匆在史同學帶領下奔往郵局。 郵局在運動用品店的樓上，裡面的佈置跟台灣的也很像，業務範圍也大同小異，只不過多了一位武警站崗。 與台灣不同的是，竟然有一位小姐專門負責包裹郵件，不僅提供紙箱，還給報紙等當填充物。 她很認命地包裹了好幾個郵件，終於輪到我這兩大疊書了。她找出了適當大小的兩個紙箱， 利用我手提的塑膠袋當填充物，接著在箱子外面反覆貼上印有「中國郵政」的膠帶。

接著我拿包裹到另一窗口稱重並付郵資。郵務員大嬸卻叫了：「您這是寄到台灣的， 寄到台灣的郵件不能用有中國郵政字樣的膠帶。會被台灣方面兒退件的。 您拿去叫她給您重包吧！」我又重新到前一個窗口排隊。 史同學提醒說我可以直接拿到窗口，深怕當地民眾誤會台灣來的老愛插隊， 所以堅持重新排隊。

包裹小姐主動道歉了：「我之前不知道您要寄到台灣，所以用了有中國郵政的膠帶。我馬上給您重包！」 我連忙嚷著不好意思、麻煩您之類的話。她接著將包裹上的膠帶一個個撕下， 又重新用沒有字樣的膠帶一個個黏上。我到另一個窗口，又堅持重新排了一次隊，將兩箱書寄回台灣， 心裡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

經過了25年市場經濟的洗禮，這個世界工廠裡的勞工，勤奮而有效率。 當世界工廠的生產線轟隆運轉後，對亞洲乃至全世界的競爭與合作者， 都是分分秒秒的暮鼓晨鐘。

 

當各黨各派的老師 (2004/5)

經過320總統大選的餘波盪漾，接下來的內閣人事佈局也吸引了在職MBA學生的目光： 「老師，你將來可能入閣嗎？」「應該不會，許多跟我同一年次的人， 已經加入市府小內閣、甚至中央內閣10年以上了，我目前是在交大等待退休。」

老實說，我從來就沒搭上過哪黨哪派的接班列車，也未曾成為學術大老眼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我既不是什麼黨國大老之後，也不是什麼政治受難者家屬。 然而，至少我不必上電視跟一群不懂經濟學的人亂講愛台灣，也不必在泥漿大戰中穿著丁字褲互相抹黑。 我很幸運地在升官發財上毫無希望，既沒有替哪黨哪派辯護的義務，更可以當各黨各派的老師。

去年底有在職學生善意地跑來問我：「你願不願意擔任一家上市公司的外部董事？ 車馬費等津貼很優厚呦！」我的回答必定讓他很失望：「我不懂你們那個產業，我每天都在力拼有I類論文。 你趕快把畢業論文寫完。」 總統大選後，該公司爆發重大財務危機，我又問了一下那名學生：「你看我的不入流策略如何？」 他回答說：「老師，還好你沒有跳進來！」

談到個人的升官發財，我老實承認此生已經無望。然而，除了生產學術論文以外， 我更可以從公正的第三者角度，讓好事得以發生。總統大選投票後兩天，我立即呼籲在綠營高層身旁任職的學生： 「包容理解是勝者的優勢策略。」「贏的人讓輸的人質疑一下、宣洩一下，又何妨？」 之後，出身在野黨的學生有機會出任一個幫助產業發展的重要職務。 我公正地分析此職務對他個人、對台灣產業發展的影響，然後鼓勵他勇於挑戰自我。 我也安慰因為政治動盪感到沮喪的學生：「重要的是你挺你的朋友，而你的朋友也挺你。至於選票被誰騙走，其實一點也不重要。」

台灣的政治就業市場已經高度供給過剩，不需要更多的不入流人士加入競租。 因為他所屬政黨而恨一個人，是損人不利己的不理性行為。 因為他所屬政黨而愛一個人，更是損已不利人的白痴行為。 好好地當個各黨各派的老師，促進利人利己的市場交易，才是個理性的經濟人。

 

得天下英才而推薦之 (2004/5)

每年幫許多學生及朋友們寫推薦信，似乎變成了我的專業領域之一。我寫的推薦信有一大特色： 生動地描述對申請人的個性與日常生活的小故事，感覺上推薦信不會那麼制式且與申請人陌生。 我所推薦的英才，反而經常得以進入當年與自己無緣的學校或機關。

我寫的學術工作申請審查意見，歷年來也幫助了一些後起之秀，得以至少不在第一關就被封殺出局。 今年還有某國立大學的副校長，讚揚我的審查意見寫得很好；被我審查的兩名申請人， 最後都順利獲聘進入該校任教。由於我並非出身任何經濟學術派閥， 反而可以盡情地欣賞各國各校各系培養出來的精英。

我就是人才的欣賞者與行銷者，常開玩笑說：成功不必在我，中山也不必有我，反正交通已經聘我。得天下英才而推薦之， 實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在學術世界中放鬆自己 (2004/4)

2004年3月20日台灣總統大選開票後，國外媒體一連串地報導台北街頭的警民衝突， 彷彿台灣處處是暴力抗爭，引起關心台灣的國外友人憂心。於是，街頭連續劇上演兩個星期後， 我突然接到留美時大陸同學的電子郵件。

他已經歸化美國籍，是個成功的亞洲基金經理人。我了解這個人：他親切善良， 接受西方的自由市場精神，家庭幸福美滿，尊重多元文化。 他很擔心我在台灣的安危，也希望台灣經濟能穩定發展，所以上了我的個人網頁， 結果發現：「You still get relaxed in the academic world.」

他對我的形容頗為傳神，用台語俗諺來說，就是我在學術界好整以暇地「佇高山看馬相踢」。 我很誠實地回信給他：返台九年來努力作一個親切且中立的大學老師，當台灣島內各黨各派的老師。 我已經不參加任何政黨活動很久了，當個公正的第三者，反而經常可以準確地預測市場均衡的動態變化。

很多當年的清大校友都知道：唸大二時，當時代表國民黨的兩位教官前後多次跑到寢室來調查我， 是否要出來競選清大學生會主席，當場質疑：台灣人對國家的忠誠度。 身兼國民黨知青黨工的學校主管，當年向工工系教授當面批評我： 「思想偏激。」又在立即在選舉登記前策略性地召開訓育委員會議 (記過就喪失登記資格)， 威脅要將校刊社同學們一併牽連記過。 很顯然地，十八年前藍營絕不認為我是藍色的，必欲擋之而後快。然而， 九年前從美國留學回來找工作時，當時已經率先綠化的主流學術界，又曾質疑我屬藍而非綠， 因而在幾個學術重鎮謀職不順，我又莫名其妙地變成藍營的砲灰烈士。

各方綜合起來的結論就是：你這個人不藍不綠、既藍又綠、淺藍淡綠、批藍罵綠、褒藍讚綠 、藍天綠地、藍皮綠骨、上藍下綠、外藍內綠、北藍南綠、明藍暗綠、晝綠夜藍、錢綠貨藍、 春綠秋藍、夏綠冬藍、口綠心藍、偏綠愛藍、挺綠投藍、鑲綠抹藍...

事實上我就是個一般的台灣老百姓：我什麼都是，身上什麼顏色都有。 我又什麼都不是，因為我身上從來就不是正藍或正綠。 不管哪黨哪派上台，我都是被統治者，日復一日地在被管制下進行市場交易。 既然這樣，我選擇當個什麼都不是的第三者，徹底地作個「不入流」。

我不是台大幫、也不屬政大幫、非成大幫、亦非中興幫... 我什麼都不是， 所以一開始遇到要數人頭的場合，申請什麼都不會通過。不過，幾年下來，我有各黨各派的學生， 也有各校各系的朋友。我又變成什麼都是。好笑的是，有許多清大以外的師長善意地誤以為：我是他們學校的校友。

我什麼都不是，卻是個教經濟學的交大老師，在學術世界中放鬆自己。

 

藍的？綠的？ (2004/4)

2004年3月總統大選前一年多起，綠藍兩陣營就用各種方式全面動員。投票結果出來， 兩邊的得票率幾乎是50%對50%。套句混合型企業研究的術語說， 這時的所有權人衝突 (owner conflict) 達到最高。當然，也有人認為： 在動態的過程中，台灣已經到達從量變到質變的臨界點：台灣主體性將成為宰制性意識型態。

總統大選後，在板橋亞東醫院的內科門診裡，一位大陸鄉音頗重的老太太來求診。 年輕的男醫師看了看，開口說：「X女士，您這個病情應該改掛婦產科。我幫您重新預約門診好嗎？」 「蘭的？鋁的？」老太太卻開口反問。

「藍的？綠的？」醫師原本緊繃的神經又被拉得更緊。「您是說？」 「我聞你醫生思蘭的？鋁的？」 「本院醫生不分藍綠，一定竭誠替病患服務。」醫生心想，這大概是一位不甘心連宋敗選的外省老太太， 連看病都要分藍綠。

覺得一頭霧水的老太太又問了：「我問你婦產科的醫生司蘭的？鋁的？你為啥麼扯到政治？」 在一旁的女護士實在看不下去了：「老太太，本院的醫生都是不藍不綠。」「不蘭不鋁？ 你們的醫生都是不爛不旅 (不男不女)？為什麼沒有鋁 (女) 的婦產科醫師？」 這時，醫生及護士突然發現自己想太多了。

市場交易原本就是彩色的：可藍可綠、不藍不綠、既藍又綠。 老太太只是想要個女的婦產科醫師來看診，無關藍綠。

 

我的梅竹兩難賽局 (2004/3)

今年梅竹賽提前到二月底舉行，上賽局論課時，一名交大研究生問道：「老師，你是清大校友， 梅竹賽時你是替交大加油，還是替母校加油？」又是一個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選邊站難題。 更何況，我不「只是」清大校友，還曾代表清大出賽、報導過梅竹賽。 十六年前我也率先寫了主張清大應該成立管理學院的社論，當年許多師生以為這是學校高層放出的風向球， 最後卻是交大管理學院主動收留我。

其實兩年半前交大主動進行挖角時，我就已經想過這個問題，於是立即回答： 「我目前在交大領薪水，是交大人的老師，我一定會替交大的學生加油。交大必勝！」 台下的交大學生一片喝采。

在美國留學的時候，就逐漸體認到：政黨只是人民實現其福祉的工具， 不管哪黨哪派上台，最重要的是應忠於台灣，而非忠於一人一黨。類似的道理： 清大的崇高教育目的，不正是替台灣乃至世界訓練人才？而這人才並不屬於清大一校之私。 清大人不僅可以當交大人的老師，也可以當台灣人及世界人的老師。

如果清大的校友能替交大等其他大學，創造教學、研究、服務上的卓越績效， 不正好證明清大的教育成功，以及交大等校的知人善任？而一名交大老師的成功與否， 實維繫於交大學生的教育是否成功之上，交大老師與交大學生的榮辱與共。交大老師的成功， 就是清大校友的成功。所以，個人榮耀清大母校的最好做法，就是把交大的學生教好、 把交大的研究搞好、把交大的服務做好。

來交大服務這一年多以來，就個人相關學術領域而言，交大在EMBA排名、每年SSCI論文篇數、梅竹賽... 等皆一再勝過清大。 這證明了交大人的成就是各校人才群策群力的結果 --- 由於交大的開放包容接納，使得各校一流人才為交大所用。 然而，這也證明了其他友校的教育成功 --- 他們培育了一流人才，來供交大培育更多一流人才。

更重要的，我們是在替台灣乃至世界培育一流人才。 一流人才不屬於交大，亦不屬於清大，也不共同屬於兩校，而屬於眾生。 某校一時名義上的勝敗，都遠比不上台灣乃至世界的進步勝利，來得重要。

 

叫著阮的名 (2004/2)

去年底的一天晚上，我一如往常地窩在電腦桌前。家中罕用的傳真機突然響了，通常申請信用卡及ADSL等時 才留這隻電話。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出現了：「X立。」然而我實在聽不出他是誰：「請問您是？」 「X立，」他還是重複這兩個字。「請問哪裡找？」「X立。」他似乎「只有」我的電話號碼跟姓名等基本資料， 於是我膽子大了起來：「你究竟是誰？」於是他立刻掛上電話。

基本上，會打到這隻罕用電話的，多半是銷售員或詐騙集團。如果我接著亂喊對方的名字， 他的優勢策略就是順勢接著應答，然後提出一些個人或親友的緊急金錢需求，海削窮教書先生一筆。

今年春節過完，罕用電話又在大白天響起，傳來一個很誠懇的中年婦女聲音。我發現是找老婆ABC的， 故意高喊：「應該是廣告或拉客戶的。」她說：「妳有沒有一個姊姊叫ABI？」「沒有。」 「那妳有沒有一個妹妹叫ABY？」「也沒有。」她連續猜錯了兩次，連忙說：「我打錯電話了。」

罕用電話又在傍晚響起，傳來一個很鄉土的中年婦女聲音。又找老婆ABC的， 偶故意說：「伊莫低。」她說：「你速她家人嗎？」「袂欉桑？」 「中罰電信現在展開退保證金猴動...」「網路上已經有許多關於你棉的顧訴，謝謝啦！」 偶很客氣地輕輕掛了電話。

還記得去年交大「法律的經濟分析」課程中，一位女在職生期末報告自身資訊遭不當交易的案例： 她申請了某知名銀行的信用卡，結果卻莫名奇妙接到各行各業的促銷電話與信件。 其他銀行坦承：該筆客戶資訊是從該知名銀行以低價買來的，於是她便勇敢地提出申訴與要求賠償。

該知名銀行的法務人員卻一口咬定：她是藉故要錢或存心找麻煩，最後她尋求縣政府的消保官出面調解。 和解時只獲贈價值幾千元的紀念品，卻花費了一整年的心力與車資，個人基本資料依舊被四處批發。 說到這裡，她不禁潸然淚下。

在個人資料被廉價批發的年代裡，若有陌生人「叫著阮的名」，並不罕見。 在寧可多保護自己，也不錯認一個故舊的優勢策略下，人與人之間將更形疏離冷漠。 以後撥電話給朋友時，還是先報上自己的姓名與單位吧。信不信，就看對方了。

 

功勞接龍 (2004/1)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

沒有疲勞，也有操勞。沒有操勞，也有過勞。沒有過勞，也有肺癆。

沒有肺癆，也當台勞。沒當台勞，也當外勞。沒當外勞，也被套牢。沒被套牢，也去坐牢...

[後記] 這個接龍的第一段，是我建中二年級的國文老師說的。還記得他自稱是個黨外博士詩人， 上課時超愛談政治，也常被當時的教官找麻煩。第二段起是我過去20年來陸續加的，應該還可以再接下去。 交大的在職專班同學覺得很有趣，一直提醒我要貼上來。

 

隱形大哥大 (2004/1)

逢周三沒課的日子裡，我會在中午開著小March去接兩個只唸半天的小孩， 順便把鄰居的小孩也一併接回，然後載著一車小孩回家。 這天剛好路邊有車位可停，一如往常走到天母國小後門，一個媽媽大聲地講著大哥大 ，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不了解他，他絕對不會丟下我們不管的。」這似乎是位哀怨的媽媽，正在跟好朋友訴苦。 「可是... 你不了解我們的關係的，沒有那麼糟的。」她跟好友一來一往對答了好久，我突然 注意到她兩手都提著袋子，應該是帶著耳機對答吧？又看了看，我驚訝地發現她的兩耳都沒有 接上耳機，根本是在跟空氣中的隱形人對話。

「等他從上海回來，一定會帶我們一起走的。」又是一個先生到大陸去經商，因而分離的家庭。 「掰掰！」她結束了對話，又恢復等小孩的期盼與鎮定。深色的外套，黑色的鞋子，看不出有傳音入密的神通。 他兒子出來了，高興地叫了聲：「媽媽！」

他們歡歡喜喜地離開，留下在空氣中無法隱形的我，繼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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